我那十四岁的儿子伊凡，最近在他的电脑上接了一部数据机（moden），只要利用一个普通的电话号码，就可以和别人联线。于是他的房间就成了全国通讯网路中心。他在这个网路上玩电玩、谈天、和女生开开玩笑、交笔友。就在这间小小的舒适斗室中，他不断的吸收新知，增广见闻。
这代表的是什么呢？世界正在改变。以往被认为是分散权力象征的科技，其实还有另一层意义–就是在人类从渴望到创造的拓荒途中，它扮演了一位具备智慧、活力与能力的伙伴。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只不过是未来创造力源泉之一隅，而这些对于日后子孙而言都将是理所当然。
个人电脑的好处之一，就是“小小机器，潜力无限”，可以让你的金钱效用发挥到极致。电脑价格持续滑落，但记忆容量与运算速度却不断提高。解决复杂问题与其他电脑连线的能力也大幅提升。而新一代的应用软体更将电脑的运用推进到另一个新的境界。
科技时代与工业时代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权力的分配。工业时代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，多数人必须调整自己的生活以配合工业发展；人们汇集在工作地点，地方经济完全依赖少数厂家，工人、管理阶层与政府机构间产生了复杂的关系，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间也纠缠不清。
在科技时代，权力有更多人享有，间接造成更多的选择机会。工作地点、工作方式、居住地点、教育子女方式、社区组合方式，不再是一成不变。
虽然我对电脑十分热衷，但我并不认为电脑会是这个世纪的救世主。它可能会是一条行不通的路，或最后才发现根本就不相干。如果电脑只是目前文明进步的一项因素，将电脑当成是整个文明化的力量实在有点说不过去。事实上，同时还有其他因素在作用。
自由经济的力量
什么事情有这个能力，在不到二十年的光景，将中国大陆从一个最专制集权的共产国家，转变成一个个人自由正到处播种萌牙的地方？答案是，日本的成功。日本成为经济强国的事实，向中国大陆证明了自由企业的力量。自由企业其实只是一种经济体制，但自由企业会造成对其它自由的需求。各地的共产政权都在进行程度不等的自由经济试验，间接也带动了对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、宗教自由的需求。即使是在一个民众只知道共产主义的国家中，民众对于自由的直觉渴望仍然是不变的。当亚洲国家在实验自由经济与各种自由之同时，日本正好提供最佳范本，发挥其影响力。美国外交决策者在规划战后外交政策之当时，未曾预见此一趋势。
自由企业在中国大陆有悠久的历史，节俭勤劳的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地不断地用汗水灌溉自己的事业。但今天，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却只知道共产主义与共产制度。
毛泽东是搞政治革命的专家，但他却不知道如何管理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。他尝试将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灌输到民众心中，但却失去了势力。于是他就突发奇想：在他曾获胜的国家内再搞一次革命。文化大革命正是典型的毛泽东作风：铲除所有的艺术家、老师和知识份子。将这些人下放耕种，他们就会了解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间的差别，也就是工人价值观与农人价值观的相对立。就某些层面而言，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震撼力与恐惧，较之第一次革命实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蒋介石与毛泽东正好代表了对立的两方。对多数中国人而言，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实在没有差别。
在文化大革命时，并没有一位类似蒋介石的人物可作为反抗的象征。第一次革命时，蒋介石是最佳的斗争对象，将他拉下台就代表着进步。但二十年后却找不到这么一位人物。
个人主义于是成了新的敌人，个人主义与腐败之间划上了等号。第二次革命大肆宣扬对抗所有腐败、异于农民价值观的事物。
最近我看了一部有关现代中国的电视节目。自由企业已是挡不住的趋势，尤其更植“农民”心中；日本的音响、美国的牛仔裤等腐败的象征更是到处可见。年轻人收听西方的摇滚乐，发型师崇尚西方流行。他们拥有自己的小事业，口袋里有钞票可花。这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局吗？毛泽东在坟墓中怕要急得跺脚了。
节目中访问一位年轻人，他谈及自己的音响及对摇滚乐的喜好。“毛泽东对这会怎么想？”“谁？”他回答说。“毛泽东，”访问者再提一次。这位年轻人若有所思的说：“谁知道？”
当然，造成中国的改变有许多因素。我认为日本成功的范例是重要的一环。日本能创造出战后的经济奇迹，整个亚洲，包括中国大陆在内，势必要侧目而视。